2007年，钱学森96岁大寿之际，寿宴现场高朋满座。忽然，钱学森看到角落中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不禁离开了自己的席位，来到老人跟前，带着有些颤抖的声音问道：“您现在有几个孩子啦？”谁知，老太太的回答竟让他当场泪流满面。
2007年的北京，那年钱学森96岁，主办方给他操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寿宴。宴会厅里摆满了鲜花，来的人都是科学界、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，大家端着酒杯，围在老寿星身边说着吉祥话，气氛好得不能再好。
可谁都没想到，钱学森说着说着，突然停住了。
他穿过人群，径直朝大厅角落走去。那儿坐着一个老太太，头发全白了，瘦得厉害，穿得也朴素，跟周围的觥筹交错显得格格不入。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，像是有意把自己藏起来。
钱学森走到她跟前，弯下腰，握住她的手。
全场安静了下来。大家这才注意到，角落里的这位老太太，是中科大的李佩教授。
钱学森看着她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您现在……有几个孩子啦？”
李佩抬起头，眼眶微微发红，语气却很平静：“我没有孩子。”
话音刚落，96岁的钱学森，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——这一幕，让在场所有人动容。可要真正明白这眼泪的分量，得把时间往回拨几十年。
1940年代，美国加州。
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当助教了，而郭永怀比他晚几年到，算起来是师弟。可这两人之间的交情，压根儿不能用师兄弟这么简单的词儿来概括。
郭永怀这个人，天赋极高，脑子转得快，搞起研究来有种不要命的劲儿。钱学森很快发现，这位师弟在某些领域的见解，甚至比他还要深。两人经常泡在实验室里，从白天讨论到深夜，争论起来谁也不让谁，可吵完了又一块儿去喝咖啡。
1945年，郭永怀发表了那篇著名的《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》，直接捅破了当时困扰物理学界多年的声障问题。钱学森看完论文，拍着桌子说：这小子，了不得。
那几年，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实验室里，聊得最多的不是论文，不是职称，而是：什么时候能回国，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，用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。
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郭永怀遇见了李佩。
李佩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，聪明、漂亮、有主见。两人相识、相恋，很快结了婚。婚礼很简单，但两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件事：早晚要回家。
可回家这条路，走得比想象中难太多。
1950年代初，冷战铁幕落下。钱学森和郭永怀，一个搞导弹，一个搞热核，都是美国人眼里绝不能放走的“危险人物”。监视、约谈、限制出境——这些手段轮番上阵。
1955年，钱学森几经周折，终于先一步回了国。走之前，他跟郭永怀约定：我在国内等你。
郭永怀和李佩又熬了一年多，直到1956年，才终于冲破重重阻力，踏上归程。船靠岸那天，码头上人头攒动。李佩记得很清楚，郭永怀站在甲板上，看着越来越近的故土，眼眶红了，却一直笑着。
回国后，两人各奔东西。
钱学森一头扎进导弹研究，郭永怀则成了热核武器研发的核心人物。那是个保密高于一切的年代，郭永怀常年在西北的戈壁滩上，一年回不了几次家。李佩呢？她是中科大的英语教授，一边编写教材、教书育人，一边独自拉扯着女儿郭芹长大。
丈夫偶尔回家，女儿已经睡了。第二天醒来，丈夫又走了。
这种日子，李佩过了十几年。她从没抱怨过，只是在每个孤独的夜晚，对着窗外的月亮，等一个归人。
1968年12月5日。
那天，郭永怀在青海基地熬了几天几夜，终于拿到了一组关键数据。他兴奋得不行，立刻决定连夜飞回北京汇报。
凌晨，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，出了事。
坠机地点离机场不远。搜救队赶到时，现场一片焦黑。在残骸中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——
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，烧得面目全非的两具躯体，死死地护成一个奇怪的姿势。人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分开，然后看见：那个装着绝密数据的公文包，就夹在两人胸口之间，完好无损，连个角都没烧着。
消息传到北京的那天，钱学森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整整一天没出来。后来他跟人说：“都说我一个能顶五个师，可谁又知道，郭永怀能顶两个我啊。”
这之后的几十年，她把所有精力都砸在了教书这件事上。她编写的英语教材，是国内第一套系统化的；她推动的中外学术交流，给无数年轻人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。很多后来的院士、大家，都曾坐在她的课堂里，听过她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1990年代末，唯一的女儿郭芹病倒了。李佩守在病床前，陪着女儿走完了最后一程。那一年，她78岁。
丈夫殉国，女儿早逝。满门忠烈，换来的却是孤身一人。
后来，她把毕生的积蓄全捐了出去，设立了以郭永怀命名的奖学金。她说，我没有孩子，但那些年轻人，都是我的孩子。
2007年的那场寿宴上，钱学森握着她的手，问出那句话时，心里翻涌的，何止是丧友之痛。
他在替一个时代，向她低头。
为那些年被“大我”碾碎的“小我”炒股配资软件排名，为她咽下的大半辈子孤独，为这个隐没在人群背后、从不肯多说一句的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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